“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，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。在社会群落的边缘，在各个城市的入口，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。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，但却荒无人烟。多少世纪以来，这些地方就属于‘非人世界’。”

福柯的名著《疯癫与文明》汉译本的副题叫做《理性时代的疯癫史》，第一章中回顾了西方麻风病消失的历史。这位特异的思想家说，“麻风病的奇异消失，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，而是实现隔离，以及在十字军东征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。”

大营盘的孩子，却被无形地隔离在“医疗实践”完全能够检测、治疗和治愈麻风病的“理性时代”。

医学证明，药物作用能够有效防止麻风病菌的传染，而《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》规定：对麻风病人的家属，在入学、就业、参军、婚姻等方面不得为难和歧视。医疗科学和法律已经允许麻风病人和康复者生活在正常社会之中，遑论他们身心健康的后代。

大营盘的隔离不是医学甚至恐惧心理的实际需要，毋宁说，健康而被隔离的麻风后代，是科学尚未昌明时代的遗留景观，社会转型时代未曾剪断的残酷尾巴。历史的列车转弯，惯性和离心力常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甩出窗外。列车滚滚向前，唯有那甩出车外的部分，像是为时间所隔绝和遗忘。

1959年大营盘成为麻风村的时候，他们未曾出生；命运却像是残酷的玩笑，坚持把他们遗留在这被麻风烙印过的土地上。隔绝和遗忘之痛，如此痛到麻木，却常不为列车上的人们所明了。不是大营盘前的层峦叠嶂遮住我们的视线，而是理性时代的视线惯于永远向前：遥远的地方，可怕的疾病，少数人的命运，与这奔驰的列车何干？

可是，要警惕福柯的话：

“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，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留存得更长久，而且还将延续存在。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，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，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。”

死于艾滋病的思想家担心的是：当有一天麻风病消失了，麻风病人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，但麻风院(村)代表的结构性的文化和心理力量，却会长存。

他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《作家日记》中的话，悲悯地说，“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。”-